正式渠道与中方沟通，不愿将拆迁问题列入联合联络小组会议议程，在联合联络小组会议上不作任何承诺，最后双方商定以首席代表书写报告的形式记录在案，并相互交换副本。以立此存照，有据可查。
这种处理方式实乃罕见，港英的办事逻辑如下英方事实上对港英下达了管辖九龙城寨的训令，然则一方面由于中方干预、一方面由于能力不足，港英并未实施管辖。又由于君令不可违，港英将九龙城寨的拆迁视为自身权利，因而避免给人以主动与中方协商的印象。
而在中方看来，既然拆迁征求了中方同意，便可证明港英并没有管辖权。
当时港英清拆的最大的问题是该如何审查寨城居民、商家的业权及资格；如何将四万名寨城居民安置；如何统筹拆城行动与步骤与及拆城后余下的三万多平方米面积的地皮用途问题。
在中方与港英多轮谈判之下，为了尽量避开管辖权的争议。把九龙城寨拆迁从一个政治问题转化为一个城市改造的具体问题——拆迁后在城寨旧址上建造公园，而不发展物业和建造办公楼。在对于居民的安置和补偿方面，“为了避免介入香港内部的具体运作，中方不便在磋商中同对方讨论赔付标准和安置细节，而由街坊福利会同香港直接打交道又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