赘录。一言以蔽之，用上述诸说诠释楚史何以名《??杌》，都是牵强的、站不住脚的。孟子在说那段话的时候，当读过晋、楚、鲁三国的史书。否则，是不可能做出“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结论的。孟子所说的“一也”，当是指这三国历史书的形式特点、内容结构是一致的。鲁国的《春秋》经孔子修订后流传至今，且有传者三家，谓之“春秋三传”。其基本状况，一目了然，无须多言。晋国的《乘》，早已亡佚。但其所记为田赋乘马之事，也不难理解。据《司马法》所言：“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由此可见，田赋乘马之事，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事。与孟子“事则齐桓晋文”无悖。另据《左传》记载，晋在城濮战时，仅有战车三百乘。而到昭公十三年，经过约一百年的努力，竟拥有甲车四千乘。这大概就是晋人以“乘”作为史书书名的原因吧。楚国的史书所记绝不可能是“嚣凶之恶”，前文列举的那些说法，与孟子所言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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