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部分中国古籍，是无法购回中国的，有的甚至连借阅一次都颇为困难。在这种情势下，他以珂罗版影印的方式将这些古籍复制下来。由于古籍珍罕、印制精良，这些古籍影印本在当年的售价，竟与同样由董康本人主持、刻印极为精良的“诵芬室从刻”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超出。由于印量稀少、售价高昂，这些影印本令国内众多读者藏家望书兴叹、不易购得。
另一方面，随着影印技术的逐渐成熟与普及，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社及相关机构也将中国古籍的系统整理与规模影印提上议事日程。与董康等藏书家追求珍、罕、孤、绝的个人行为不同，为广大读者、学者和研究者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古籍影印本，是这一时期出版社的主流诉求。
这一时期，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等为代表的古籍影印大型丛书，应运而生。仅以《四部丛刊》为例，所谓“四部”，即按中国古典图书分类法，将所有的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四部丛刊》就是一部汇集中国古典文化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是中国读者的“文化顶配”。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出初编、续编